其职权之二即负责就法院涉及违宪审查申请书的起草，并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或者解释宪法的请求。
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关于国家能力，宪法学有一个表述，宪法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但至少美国的宪法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宪法转型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塑造国家能力的问题。
或许可以说，在美国宪法研究中，既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在美国宪法史的解读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一个独立的问题意识，是美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认知中国政治的体系，有自己的概念、命题和语境，是根据中国在美国体系中的位置来建构中国的论述。权威和正当性的动力，这是法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说过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在我看来，马伯里范式的司法审查既非四海皆准的宪政公式，也很难说是美国宪政发展的内在模式，它很大程度上来自职业叙事的建构和想象，或者如劳伦斯·却伯所言，有关司法审查之正当性的论证最终都是超宪法的，相关思考在根本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它是司法学说体系的第一块砖，把它抽出来，整个体系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
有趣的是，这是波比特作为美国宪法学者在研究欧洲宪法史时提出的框架，我在此拿来重建我们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十年前，马伯里诉麦迪逊可能还是宪法学的知识前沿，可以出现在北大法学院研究生考试的试卷上，但现在，马伯里或许已经是法学院本科生的学前培训或者普法教育的内容了。他认为在德国基本法秩序下，传统的一般权力关系理论已无立足之地。
(2)组织和组织的关系(如联邦与州)。总之，重要法律关系之类型化研究，可以推动相对人权利之类型化与体系化，而诉讼法的诉讼类型与判决类型的设计也必须与相对人的权利类型相适应，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对此，下文将展开具体分析。[3] (P178)而在这一原创性的概念金字塔当中，行政处分①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相对人也不再是单纯权力的客体，而是与国家具有对等地位的权利主体。参考文献：[1]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3]高秦伟.反思行政法学的教义立场与方法论学说———阅读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之后[J].政法论坛， 2008， (2).[4]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J].月旦法学， 2005， (120).[5]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 -1914) [M].雷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6]张锟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行政法律关系论[J].月旦法学， 2005， (121).[7]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3.[8] [日]人見刚.ドイツ行政法学における法关系论の展开と现状[J].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 (32-10).[9]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J].中国法学， 2007， (2).[10] [日]塩野宏.公法と私法[M].东京：有斐阁， 1989.[11]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M].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12] [德]汉斯. 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 [M].高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3]张锟盛.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体系革新的动力[A].当代公法新论(中) [C].元照出版公司， 2002.[14] [日]宫崎良夫.行政法关系上における参加•合作•防御[A].兼子仁.手续法的行政法学理论[C].东京：劲草书房出版社， 1995. 作者简介：鲁鹏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因此，海伯勒将行政法关系视为行政法学上新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原理虽历经百余年时间而没有根本变化。其二，注重行政决定的结果，对决定过程观察不足。作为法关系论提倡者之一的海伯勒不再坚持以法律关系取代行政处分的激进观点，转而提出所谓行政法体系的二肢理论(又称双足理论)，他将行政处分比喻为站立的脚，将行政法律关系比喻为走动的脚，行政法律关系可以作为行政处分以外的第二秩序单位而存在。
[9] (P14)由此便可预先施加规则控制以实现控权目的。[8] (P32)可以说，在学理上对行政活动的类型化与精致化的持续作业，才真正推动了一个理想型的行政法秩序世界的建立。关键词: 行政处分 行政行为形式 行政法律关系 法学方法 法学的体系化研究由来已久。(3)公权并非单纯的请求权地位，公权的证成必须依据具体的法规范并参考现实的利益关系构造逐案认定。
迈耶也因其在行政法概念体系中原创性的学术贡献，获得了现代行政法方法真正的开山鼻祖和经典人物的高度赞誉。因此，法律关系论作为一种兼顾经验维度与规范维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现实的、开放的行政法体系的建构。
[8] (P111， 121)海伯勒(P. Haberle)认为，法关系论是多元主义宪法、开放社会的宪法理论的重要一环。19世纪末期的德国处在君主立宪政体之下，虽然专制的势力依然强大，但自由与法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另外，法律关系论重视行政对现实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功能，对于行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形式合法，而且要求实质公正，从而使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与人民的主观权利对应起来，提升了行政行为相对于人民之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因此，在搭建行政法学体系的过程中，行为形式与法律关系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互相支撑的概念，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只要行政活动符合法规范之基本要件要求，对于行政之合法性追问即告终结，此时任何有关相对人主观权利的分析因无地放矢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⑤即便在公法学领域，法律关系概念的使用至少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如德国行政法学者F. F.迈耶早在1857年《行政法和法律程序之基本特点》一书中就专章阐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共法律关系。[12] (P387)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对两个概念(行政处分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功能比较提出批判见解。但事实上，人民与国家的交往过程很少只是于某个时点的简单接触，通常是具有交互性的意思表示以及多种行为形式的选择与适用的连续性过程。
[10] (P341)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行政法学界在行政法各论层面上，对不同行政领域之具体法律关系展开广泛研究，而正是行政法各论层面理论的持续累积，才最终形成了在行政法总论层面上探讨行政法律关系一般论的理论热潮。[6] (P55)因此，所谓行政行为形式，就是以法律的视角来审视具体的行政活动，进而构造出的符合规范要求的可以作为典范的行政行为类型。
行为形式理论是依法行政的实践载体，其前提假设为行政是法律的忠实执行者或法律的传送带，通过预设行为规范，即可担保某一行政主体在行为过程中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形式，在采取该种行为形式之后应当遵循何种程序，由此带来何种法律效果以及诉讼权利义务等等问题均在严密的规范洪水之下获得唯一正解。行为形式理论是持续性规范研究的最终沉淀物，但行为形式理论毕竟关注的是行政与法律的关系，而不是行政与人民的关系。
行为形式理论倾向于从行政的立场来诠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因此特别关注行政主体的意思形成过程与法律效力问题，而行政过程中相对人之法律地位和利益主张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11](P376)鲍尔(H. Bauer)教授在宪法学层面论证了法律关系的重要性。
[4] (P12-13)首先，迈耶基本上接受了高权国家的政治主张，认为国家具有不同于私人的高权地位，行政活动具有单方决定性和强制性，国家与人民不可能订立契约，公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与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次，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适切的法律思维方法。但在行为形式理论的描述功能与解释功能不断萎缩的背景下，有必要提升法律关系论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和比重。[9]在此，笔者将其简要归结为以下方面：首先，以典型的行政行为形式作为参照系，使庞大、复杂的行政运作机制具有了概观可能性。
注释:①行政处分的德语是Verwahungsakt，是由奥托•迈耶从法文acte administratif翻译而来。总之，对待行政的合法性控制与人民的权利保护之行政法恒久课题，法律关系的理论模型会推动行政法学抛弃严格的规范法学立场，并适度向利益法学的方向倾斜，亦即更加注重私益之间，以及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在今天，依法行政的要求不再局限于迈耶时代的高权行政领域，面对所有行政实务中被普遍应用的各种行政手段(包括侵害性与授益性等各类行政活动)，均需借助法律的显微镜进行审视、检讨并予以重新注解。相对于行政处分理论而言，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就是进化了的关于行政活动的合法性控制理论。
阿特贝格接受了巴霍夫先前的观点，并尝试建构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5)机关与机关担当者的关系(如联邦环境保护局与所属职员)。
参见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 2000年增订六版，第287-318页。并且，迈耶通过缜密的观察发现，现实中的国家高权行政(主要是警察行政和税收行政)与民事法律行为虽同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但二者亦存在显著差异，而高权行政与司法审判行为却具有诸多共通属性。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行政与国民高强度的利益结合状况正是宪法要求的清晰展现。摘要: 传统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为核心建构的体系。
如果说在行政的执行功能(如维持秩序、征税、打击违法)特受重视的时代，行为形式理论从管辖权限、程序要求与行为形式等方面尚可提供较为完备的合法性控制功能，那么在今天，行政事实逐渐充斥国家形成性、预防性和给付性的活动，即远远超过市民法治国的国家行政目标之后，以类型化、抽象化为灵魂的传统行为形式体系建构的缺憾自然愈加明显。而一旦行政行为辐射地侵害到相对人以外的第三者(如竞争者、相邻关系人等)的利益，因其与行政活动并未形成直接关联，较之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更加难以影响行政决定之形成和变动，最多只能寄希望于事后的司法救济。
实际上，的确如迈耶所设想的，被高度技术化处理的行政处分概念，在法治国原则支撑之下，发挥了进一步引导个别领域立法和维护行政的合法化功能，也推动作为法治国内涵之一的依法审判目标得到落实。具体而言，即针对迈耶当时未解决或难以考虑到的行政活动现象，参照行政处分理论的分析模式，观察不同行政活动的内在差异，逐步将行政实践中被反复利用的行政措施和手段，依其性质予以分类整理，并以不同的行为形式予以概念化、定型化，并提出法的要求和赋予具体的法律效果。
进入专题： 行政处分 行政行为形式 。总之行政处分的译法，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沿用至今。
